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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，部分数字技术“负能”基层治理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。在中央整治形式主义的工作中，各地多措并举整治政务App泛滥的问题。从调查情况看，越是发达地区，政务App越多，清理的工作越是繁重。整体上看，政务App泛滥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，基层干部每天翻看几十个App打卡、上报信息的情况得到缓解。
此前，各部门积极开发App，主要原因在于部门治理便捷、显示政绩和划分权责。然而，在部门数字技术应用竞争中，后两个因素逐渐成为主要原因。
从政绩展示角度看，在信息化、数字化和智能化潮流下，电子政务、数字政府建设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政绩竞赛的重要内容。各部门开发自己的政务App，数据越多、页面内容越丰富、互动频率越高，越能显示一个部门的积极作为，从而争夺上级的注意力，获得更多支持与资源倾斜。在西部某县，农业部门为了获得国家“数字乡村”建设试点名额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开发病虫害检测、农机服务、播种、收割、烘干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，成为数字农业的示范基地。但这种“盆景化”的数字设施并未被农户高频使用，仅被农业部门用于监测耕地非粮化和防止农机服务商骗取国家补贴，技术公司70％的收入来自政府的技术服务费，数字悬浮现象明显。
从权责划分角度看，政务App的办事留痕特征能确保责任划分明确，利于追责。然而，上级部门为了保证成绩、规避责任，尽量多地向基层摊派任务，如打卡留痕、刷数据、重复填报等，挤占了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和精力。部门协同难和数据壁垒高催生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。中部某农业县要求各村使用某村务事务管理平台，每月对农民注册人数、互动频率、反馈效果等数据进行排名。村干部需要兼顾线上线下两份工作，为了维持排名优势，管理平台数据大多是刷出来的。
近两年，中央各部门三令五申，要求为基层减负、全面整治形式主义问题。有些地方减少了“僵尸App”的使用开发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；而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为了顺应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，借助雄厚的财政实力，仍然热衷于开发数字应用场景和集成平台——这不是以单独App形式出现，而是以系统化方式，将各部门相应的数字应用场景纳入进来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但需要警惕的是，大部分地区的政务App集成化过程中，上下级部门数据权的差序格局仍长期存在，部门间协同难是当下最大的阻碍之一。
实践中，大数据局负责清理App，审议合适项目，申请数据回流，协调数据沟通，但是各部门间数据互信、共享却难以实现。这类数字平台建设名为集成，结果只是一个数据库，数据平台集成的统合协调优势发挥不显著。
另外，有些地方在减负过程中，陷入越减越负的恶性循环。西部某县将基层减负视为一项压力工作，几乎停用所有政务App，甚至解散微信工作群，增加了部门间沟通成本，工作效率大为降低；中部某县为减轻基层负担，从省级层面下发40多项自查负面清单，基层原本没有的问题，硬是被要求填报并说明情况，这产生了新的形式主义问题。
随着政府考核指标从单一的GDP逐渐转向包括民生服务、公共安全、治理创新等在内的多元目标，新工作内容的绩效又难以客观呈现，部分地方的竞争便转向了“印象政绩”塑造。当前部分地方政务App过多、使用率过低、体制内空转的问题仍然存在，其根本原因是部分地方官员“印象政绩”观与责任划界之间，邀功与避责之间存在较大张力。
在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，如何客观理性看待技术与治理的衔接，平衡成本与效能、技术治理与技术幻象之间的难题，成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个切实挑战。从地方实际需求出发，将数字技术与民生服务、社会问题的解决相结合，让数字技术真正赋能基层治理，切忌走向极端，为了创新而大干快上政务App，为了整治形式主义又“一刀切”地停用所有政务App。
（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、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）
发于2025.11.17总第121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：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，切忌走向极端
作者：魏程琳
编辑：徐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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